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适时修法为执法权下放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国务院应强化行政执法权下放的顶层设计，对行政执法权下放的基本事项作出框架性规定，地方人大常委会则应加强对行政执法权下放决定的备案审查，确保行政执法权下放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在劳动法中，2017年的李相国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根本的政治社会背景乃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所有制体系和国家机器的根本改造，而非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在法律保护经济自由和财产权的前提下，国家对弱者进行最低限度的经济补偿。

此外，在国家机构的组织和职权条款中，宪法也设置了社会权的配套制度，如国务院领导和管理民政工作（第89条），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城乡建设和计划生育等涉及社会权的工作（第107条）等。（一）中国宪法社会权性质的重新界定如果套用域外宪法学说的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二分法，毫无疑问，社会权属于积极权利，自由权属于消极权利。在立足于中国宪法的体系解释视角下，社会权具有民生保障、民主政治和国家建构的三重维度。第四节社会安全则引入了欧洲福利国家的相关制度，如就业保障、社会保险、公共健康和劳工政策等。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第36条规定：对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研究，发现法规、司法解释存在违背宪法规定、宪法原则或宪法精神问题的，应当提出意见。

只有回到被司法化路径遮蔽的社会政治维度，社会权方能得到更为恰切的理解和更为切实的保障。相较于现代欧洲和美国，自孟子的时代开始，中国人的治国之道就为政府预设了一个更前摄的地位，政府被赋予推动经济福利和安全的期望，这样的期望带来了关键的实践结果。[13]党争（faction）这一令人头疼的共和病的发生原因，也深植于人性之中。

他更接近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的看法，即让代表有更大的独立性来展现美德和智慧，[56]只有这样的代表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不会为暂时的或局部的考虑而牺牲国家[57]。他在《哲学书简》中说：假使英国只有一种宗教，那我们就要害怕专制主义，假使有两种，它们之间会相互残杀。麦迪逊的气质是经验性的，他的人性观和他对各种宪法规则的比较优势的理解，可能源于对政治法律实践的体察。立宪设计需要基于对各个组织的性质、目标、功能的认识。

麦迪逊认为：显然再没有其他政体符合美国人民的天性，符合革命的基本原则或者符合鼓励每个爱好自由之士把我们的一切政治实验寄托于人类自治能力的基础上的光荣决定了。维持分权和制约机制的目的，是让宪法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反托拉斯法，防止出现一个独大的组织垄断对真理的解释权、对人民的代表权和对公共生活的控制权。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麦迪逊的宪法设计中隐藏着大量的心理学考虑。麦迪逊的方法是控制党争的后果，新宪法将各州联合起来，这个扩大的共和国就能有效阻却党争，原因不是汉密尔顿所认为的联邦会拥有更多的暴力，而是因为这个大共和国里人口众多，必然包含众多的派系，而一个派系很难在全联邦范围内兴风作浪，这就是党争对冲压迫风险的效果。在麦迪逊眼中，虐政不是以统治实效而是以统治形式为标准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此处耻辱的原文是reflection，或可译为反映。

[49]见前注[11]，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书，第784页。[37]美国人是被多种复杂感情联结在一起的，而非特别出于对神圣权利的共同追求。[67]他似乎并不强调人有完全的自由意志，但又不同于霍布斯式的决定论。人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自利、党争（也就是现在的利益集团）是文明社会中劳动分工的自然结果，一个共和国必须接受差异和自利，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和许多较小的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从而使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各组织的差异品格和行动原则、复杂的相互制约机制，构造了一个多中心决策模式，这是一个强制性的信息提供和审议机制，麦迪逊认为它比大一统的决策体制更有可能使公众从多元决策视角的博弈中受益。

他明确拒绝以消除政治自由的方式来消除党争的危害，因为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在这些思考中，我们能看到麦迪逊人性观的另一幅图景：立宪设计的政府部门，作为独立的组织单位也拥有类似个人那样的品格和行动原则。

[41]麦迪逊认为，保持权力当然是政治家的利益，那么即便出于策略性考虑，以增进公益来保持权力仍不失为明智之举，例如众议员和选民之间的联系，会由于议员的利己动机而加强，不管他们有什么希望或打算，通常必然发生的是，大多数因受人民拥戴而飞黄腾达的人，不会轻易实行损害人民权利的做法[42]。[38]麦迪逊对于人性持有经验的、包容的看法，但他可能并不接受那种人性有善恶两面的说法，因为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对国家和人民的情感，和正式的法律制度一样，可以用来监督分裂主义和破坏力量。他既未假定人性是恶的（比如霍布斯），也不假定人性就是善的（比如洛克），单一的善恶假定总是服务于某种系统性理论的。对公众激情怀有警惕，的确是立宪代表们的一个普遍态度——激情会危及公共决策的审慎，简单多数决民主难堪信任——这不同于现代多元论者。在18世纪的美洲，普遍的乐观情绪成为时代的精神特征，麦迪逊不太可能全然接受这样的人性看法。

这一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对人的理性和政治动物本性的强调，反而使他对选择美德的能力是相当信任的，他也比柏拉图更加看重制度的意义。[70]见前注[40]，麦迪逊书，第75页。

社会可以从人的自利获得好处，因为某些个人偏好对社会是有益的，例如对知识的好奇。这两个特征与麦迪逊经验的、一般的人性观是一致的。

不过他也承认这是有争议的。在麦迪逊看来，并不是每个组织都以相同的方式实现共和理想，相反，应当刻意构造组织之间的差异品格，并使它们之间存在制度性的紧张关系。

心理学或许也能告诉我们，激情只是理性计算的即时化，比如对某些紧迫情形的反应不容许进行长时间的计算。[33]两院制具有相互牵制的效果。而且有人指出，对麦迪逊而言，个人激情在保护他们的自由免于专制权力的侵害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教育经历来看，他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应该是熟悉的，但在他的著述中很少引用。

在制宪会议上，麦迪逊就力主国会中至少应有一个院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因为政府建立在人民的坚实基础上，一定会更稳定、更持久[52]，这才是自由政府的明朗象征[53]。每个人的内心对于荣誉、爱戴、尊敬和信任的标志都怀有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撇开一切利害考虑不谈，就是感恩图报的某种保证。

他从未将某个群体人格化，贴上善恶智愚的标签，进而在立宪层面区别对待。[82]同上注，第315—316页（第62篇）。

很可能是由于规则提供的激励不同，神秘的人性有了不同的表现，美德与瑕垢、理性与激情只是理性与自爱的表象。[12]休谟说：许多政论家已将下述主张定为一条格言：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

麦迪逊不会同意卢梭那种认为立法机关的意志不可分割的观点，他解释了设置参议院的两个原因：一是前面提及的对一院制议会放纵激情和党争的担心。（一）相异的组织品格在霍布斯眼中，对无政府状态的唯一替代方式，是建立一个对权力实行垄断的利维坦式国家。[48][古罗马]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席代岳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201页。[30]See Bernard Grofman Donald Wittman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Agathon Press,1989, p.53—70.[31]见前注[1]，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书，第48页（第10篇）。

例如在论及党争之弊时，他用了这样的形象比喻：它们每使处于劣势的派别多负担一个先令，就给他们自己的腰包里节省一个先令。而且，对他们的美德的信任会使得制约机制变得不再有意义。

[14]因为人性中有瑕垢，对人就不能不予以警惕，这为制约权力提供了根据。但麦迪逊又与公共选择理论有所不同，比如协商和理性劝说，对正义的关注和对公共利益的探求，对公民美德和公民教育的尊重[99]，这就把政治秩序同市场秩序区分开来。

这意味着共和国不仅仅由它的目标，而且是由它的权力合法性来证明的。当然，麦迪逊也不是性善论者。